机器，还是有机体？ 由三座轻量校舍引发的理论思考 | 李劢 翟玉琨 | 时代建筑2020年第2期
机器，还是有机体？
由三座轻量校舍引发的理论思考
Machine, or Organism?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ree Light-weight Schools
李劢 翟玉琨 LI Mai, ZHAI Yukun
项目概况
房屋系统: 轻型预制钢框架+剪力桁架结构，
非连续柱平台法施工
系统设计: 朱竞翔（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深圳梅丽小学腾挪学校
建筑面积: 5 400 m²
设计建造时间: 2018年7月—2018年12月
执行时间: 148天（主体房屋搭建92天）
建筑功能: 32间课室学校
深圳市龙华第三小学/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建筑面积: 5 480 m²/ 5 840 m²
设计建造时间: 2019年7月—2019年11月
执行时间: 120天（首期交付70天）
建筑功能: 28间课室学校
在线阅读
机器和有机似乎是一对反义词。以往的观点认为，即使偶尔出现有机建筑这种不同的声音，但诞生于机器时代的现代建筑终归是机器而非有机体。可是，认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的柯布（Le Corbusier）却说，“完整而有活力的城市需要依靠机械社会的器官来运作。[1]”作为“机器建筑”拥趸的密斯（Mies van der Rohe）在前往美国之前，则一度直接借用水晶的有机生长来构思他的建筑平面。而“有机”建筑师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却又大力拥护机器，他说，“椅子是让人坐的机器，果树是结果的机器。违背机器的需求会让事物止步于机械目的，消除了它们更崇高的目的。[2]”可见，至少在三位大师的认识中，机器和有机的概念交织在一起。
玻璃摩天大楼的平面
而在《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中，柯林斯（Peter Collins）认为将建筑比拟机器和比拟生物是对立的。若将建筑比作机器，则存在与环境割裂的风险；而生物的比拟则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它们无法脱离生存环境存在，并且构成环境的一部分，进而影响附近的其他生命体[3]。在20世纪50年代对环境的普遍漠视中，这种对立无疑是成立的。然而，即使当下的建筑师们早已意识到建筑需要适应环境并回应场所，今日机器与生物的对立却并没有因此消失。
我们普遍认为二者的隔阂在于：机器是无机物，自然是有机物。诚然，二者构成的物质不同，但并非意味着它们截然对立。汉语中，机器是无“机”的，自然却是有 “机”的①；西语中，有机（organic）的词源是古希腊语organon，本意为工具[4]。语言上的同源并非巧合。在机器被理解为牛顿力学等科学的产物之前，自然一直是机器模仿的对象。中世纪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认为，机器并非是一个由独立物体组成的世界，无需重新认识它的法则与发展；相反，它是人类行动和工作能力的拓展，无异于身体四肢，都同样可以被简化为一些必要的原理[5]。他设计的飞行装置不就是在模仿鸟的翅膀吗？
达芬奇设计的飞行装置
遵循自然的有机理念在建筑中也长期并普遍地存在着。荷兰学者范·艾克（Caroline van Eck）将19世纪建筑中的有机思想归为三类：1）建构的有机理念，主要代表是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博提舍（Karl Bötticher），他们认为自然是建造过程的典范，同时自然必须表现在建筑的装饰中；2）宗教的有机理念，主要代表是拉斯金（John Ruskin），他把自然视作上帝的艺术，并且认为有机的哥特式建筑最适用于传递宗教体验；3）类科学的有机理念，代表是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le-Duc）和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他们试图将生物学的概念应用到建筑中，以理解建筑的秩序[6]。19世纪末，有机思想又在美国开花结果。雕塑家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建筑师爱德利兹（Leopold Eidlitz）和约翰·鲁特（John Wellborn Root）等人不再依赖哲学和宗教，而转向更加世俗化与科学化的有机思想。他们认为，有机体做出各种维持生命的行为统称为功能，功能被表现在有机体的形式和变化中。建筑和有机体一样，除了适应环境，还应清晰地表现功能以及功能与材料、结构的关系，建筑的体积、光影对比以及装饰应用都要服务于这一目的[7]。他们的理念启迪了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形式追随功能[1]”，进而影响了赖特。
进入20世纪，随着更多的机器取代传统工具进入日常生活，柯布将房子定义为居住的机器，当时的人们（也包括现在的我们）恰好居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这句话误解为建筑如机器般只需满足人类的使用需求（program）即可，形式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不再重要。随之而来的功能主义浪潮中，作为机器的建筑逐渐取代了学习自然的建筑。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人在呼吁有机的机器和建筑，比如雨果·哈林（Hugo Häring）和芒福德（Lewis Mumford），但真正让建筑的有机性重获关注的是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用于鼓吹赖特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建筑的《走向有机建筑》。但此后，有机建筑却沦为一个赖特或门德尔松的风格标签，以至于今日我们几乎完全将有机建筑等同于草原风格或曲线形式。在这种误解中，即使“有机”的含义早已模糊，但它和机器的对立却仍然存在。
和机器一样，有机的建筑也在模仿自然的有机体：最直观的是有机体的适应性，它们如何快速对生存环境做出回应；更重要的是有机体的整体性，它们的器官的功能和形式之间如何达成目的统一，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如何和谐统一地共存；同时还有它们的简洁性，如何在元素众多、纷繁复杂的物种间呈现出规律与秩序。有时这种模仿是形式上的模仿，比如科林斯柱式的诞生；而在多数建筑师和理论家的有机思想中，形式的模仿无关紧要，建筑更应该遵循自然的法则，例如劳吉耶（Marc-Antoine Laugier）对原始棚屋的构想。
柯林斯柱式的诞生
建筑的诞生
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遵循自然的法则，即使是机器生产的建筑也是有机的。将机器引入建筑的先驱维奥莱-勒-迪克持有和达芬奇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机器和建筑都需要学习自然，不论是学习自然生物的运动原理，还是学习它们的构造原理。他写道，“假设建造房屋时，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不是出自结构的需求或是居住者的要求，这样当建造完成时，我们会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被掩饰、或是虚假的而感到十分满意。在我们建造的建筑或者有机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器官，以及这些器官的功能运作的方式。②[8]”
维奥莱的生物学习
对自然的关注和学习也体现在朱竞翔的轻型预制建筑中。关注技术和真实建造、倡导工业化的朱竞翔在被问及作为建筑师的追求时，却毫不犹豫地说，“自然”[9]。一方面，在多元化并强调速度的社会环境中，他将不同种类的建筑比作自然界中的物种：传统建筑像人体，即使诞生也并不成熟，仍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而他的轻型预制建筑则像兔子，生而轻盈灵巧且迭代迅速，同时不失优雅。另一方面，他将建筑内部很多子系统视为器官，并且相信它们应该从系统的角度被精确与完善地构想，组成物质的有机体，并通过产品的形式服务于场所，而不是将相互独立的部分机械地组合到一起[10]。
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深圳的三所腾挪小学。为了应对深圳市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校舍短缺问题，三所腾挪学校分为两批，在短短数月中破土而出。位于福田区的梅丽小学是第一批，隔年在龙华区落成的龙华第三小学和教科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教科院附外”）是第二批。本文以此为例，试图从回应性、整体性以及简洁性这三个方面，说明看似机械的建筑何以变得有机。
1 回应场所的布局变化
三所小学，三个不同的场所。
梅丽小学位于福田区市中心，场地呈矩形，借址于规划预留绿地。场地西邻上梅林地铁站，西、北两侧为市政路，东侧为临时办公楼，南侧为驾校训练场。教学楼主要沿东西向布置成两列；三栋较短的建筑南北向连通，也将场地划分出前、中、后三个不同的活动区域。由于搬迁滞后，校门口留下一大块空地，结合场却地原有的几棵大树作为活动场。虽然是被动选择，活动场却很好地缓解了场地与对面商场紧张逼仄的关系。中间的活动区域作为主要活动区，承载着体育教学功能。而后面小小的庭院被构思为绿植庭院，保留了场地内原有的树木。平面布局上，建筑没有完全封闭，部分向城市打开，城市的网格肌理好像也因此延续到了建筑内部严格正交的流线中。
梅丽小学鸟瞰
龙华第三小学的基地位于相对拥挤的生活区，形状近似一个东西边平行的梯形。场地东面不远处是龙华公园，南面紧邻一条小河，顺西南向流淌，沿河的小巷勾勒出场地的斜边。场地的西侧是城市主干道，南侧对岸是高密度的多层住宅和市场。在这个紧邻城市同时面向自然的场地中，两个L型教学楼围合出一个矩形的大操场，将主要的场所空间与拥挤的城市隔离开来；同时，场地南侧多出一条教学楼，沿路摆放，面向河流。主入口不在便于通勤的大路上，而是设在沿河的小巷中。沿着小巷走到主入口，会看到沿路的教学楼和后方主要教学楼的夹角，围墙的存在更加让人感受到空间的拥堵和紧张；然而，入口流线并不垂直于道路与河流，需要转折一次才能进入主要的围合空间，进入后却又令人豁然开朗。内部围合有意将自身和周边的拥挤区分开，但在入口处，不见普通中国学校的严肃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轻巧曲折的进入方式，弥漫着周边公园、河流和住区中的生活气息。在彰显和周边的差异时，建筑又试图契合和融入场所。
龙华第三小学鸟瞰
龙华第三小学入口
龙华第三小学的内部庭院
教科院附外位于十分拥挤的超高密度住宅区。基地被周边的城中村和在建的超高层综合体挤压为一个狭长的不规则四边形，南北向长，由东向西逐渐变窄。从东侧进入校园，就能看到教学楼干净利落地沿东西向场地边缘排成两长条，二层由连桥联通。走到建筑西侧尽头，两条建筑间的间隙已很狭窄，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大片学校操场。建筑与操场断开的地方恰好在城中村的轴线上，将学校与北侧的绿地联通。这个操场不被教学楼围合，它既是学校的，也属于城市。正是这种极为集约的布置方式才能在紧张的用地中留出更多的空地作为活动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建筑积极回应并试图改善周边住宅区的超高密度。
教科院附外的周边环境
教科院附外的内部庭院
城市中的建筑也需要回应地形，即使往往这种地形已有别于自然的物理地形。朱竞翔的很多建筑坐落在自然或者乡村中，比如锡亚高的冲浪酒店，利用“π”形布局形成面海的喇叭口，在视线上将远处的大海拉近，塑造由大厅经中间庭院、沙滩漫步通向大海的场景[11]。而在三所学校的场所中，建筑也需要积极回应城市的场所精神：梅丽小学的内部面向城市打开，进而将城市的网格引入校园；龙华第三小学在围合内部的同时，也呼应着周边的河流和公园；而教科院附外则更加积极，留下大片未围合的操场，尝试改善周边的拥挤状况。即使建筑的构件全部由工厂预制，且构件的组装也不依赖于场所，但通过布局上的变化，建筑回应了场地，成为场所的一部分。
锡亚高酒店的周边环境
2 形态学和适应性的单体演化
三所小学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原型；然而这个原型却又因为环境的制约而发生改变。这种功能和形式的关系令人不禁想起1830年的居维叶-若弗鲁瓦辩论③。居维叶（Georges Cuvier）认为有机体的形式由功能决定，而若弗鲁瓦（É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认为无论怎样的功能，有机体的形式都可以被归纳到一个理想的原型④。在居维叶看来，生存环境决定了有机体的功能整体性。上帝造物时仅仅赐予他们生存和繁衍所需的必要器官，器官各有功能，没有冗余，而器官之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因此，分析生物的功能需求比结构推演重要得多。而在若弗鲁瓦看来，恰恰相反，形态学（morphology）特征决定了生物的功能，必须通过结构归类来寻找适用于所有生物的理想结构形式，因为众多生命形态不过是在这个理想形式上进行的调整[12]。不论是为了结构自身优化的目的，还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的目的，这三个项目中的单体原型都发生了有意义的演化。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相较于锡亚高的冲浪酒店，腾挪小学的单体原型发生了变形。酒店项目的单体中，建筑结构的主要构件是柱、梁以及斜撑。仔细观察会发现，柱子并非出现在梁交汇处的正下方；在进深方向，柱子的间距和梁的间距是不等的，好像柱子和梁是两套体系。在后期处理上，柱子被涂成白色，而梁和楼板一起被涂成深灰色，更加强了梁与柱的隔阂感。这种做法的结构稳定性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感官上，结构整体性被削弱。
锡亚高酒店的单体原型
在腾挪小学的原型中，感官上的结构整体性可以被十分清晰地感知到。进深方向有三跨，教室两端的柱间距6.6 m，两侧的走廊上柱间距2.4 m，一根12 m长的张弦组合梁作为主梁，将三跨的荷载传递到进深方向的四根立柱上。开间方向，柱距2.4 m，每跨中上下两根次梁将主梁紧紧夹住，维系结构横向的稳定。于是，三个方向的构件各自的作用也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竖直方向的立柱承载重力，水平纵向的主梁传递荷载，水平横向的次梁横向联系立柱与主梁。而在视觉上，在走廊上外露的结构仿佛给人两个错觉：上下两根次梁看起来更高且更长，仿佛开间方向的次梁才是主梁；主梁将立柱打断后又悬挑了一小截，宛如木结构中的梁穿出柱子的节点，让人误以为上下两根立柱是连续的，但实际上它们是断开的。这种认知上的错觉进一步加强了结构的整体感，让即使是短的杆件拼接而成的结构在视觉上也获得了连续性。
腾挪小学的单体原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结构的整体强度，每个教室单元的四角都有剪力框抵御水平侧力，每层水平板底也按模数网格布置水平交叉的拉索提高刚度。因此，与其将这个单元的结构系统视作多米诺式的梁柱体系，不如将其视为类似盒子的框体：剪力框让立柱与主梁在垂直方向构成盒子的前后左右四个面，而拉索将主梁与次梁在水平方向拉成盒子的上下两个面。结构的连接不再是梁柱的“线”的连接，而是梁、柱、剪力框、拉索间互相构成的“面”的连接。建筑平面也呈现了这种特征，教室像是核心筒，被外走廊的立柱包住。
梅丽小学首层平面图
若弗鲁瓦强调原型的重要性，而居维叶则强调形态是由功能决定的。后者的观点在建筑的水塔中得以体现。因为消防需求，三个学校都需要设立水塔。一般遇上规范强加的附属品，很多设计师选择将它们置于偏僻的角落，不承认它们是建筑整体的一部分。但在这三个项目中，水塔却被大大方方地展现出来，像钟楼一样屹立在入口处，作为教学用地的标示。
三个水塔也共享一个原型：密集的立柱和剪力框作为结构支撑，连系梁与教室的一层、二层、屋顶标高对齐，水箱架在顶部。在最初的设计中，梅丽小学的水塔可以攀爬，作为瞭望塔使用；后来的变更中，玻璃隔墙将首层中间无柱的空间围合起来，作为校门口的传达室使用。在教科院附外中，两条长长的教学楼的二层需要联通，水塔则出现在最长的连桥的中点，作为连桥的结构支撑。在连桥穿过水塔的同时，水塔密集的柱子和剪力框为行人创造了众多小尺度空间，使原本直白通透的走廊空间发生了有趣的形变。同时依靠着水塔，校方在其背对校门的一面设立了舞台，作为日常集会的场所。
梅丽小学的水塔
教科院附外的水塔带来走廊空间的变化
如果将水塔排除在外，建筑可以轻易地获得简单统一性（easy unity）。即使很多建筑师认为水塔对项目来说是额外的负担，但是若将建筑比作生物，水塔无疑是最重要的生存器官之一，它自身需要适应生存环境，让建筑获得来之不易的整体性（difficult whole）[13]88。在这种适应中，水塔的功能和形式与环境的条件偶然性邂逅（chance encounter），让自身回应环境并与整体达成和谐统一。有时这种邂逅的关系是紧张的，足以阻止任何主动的设计行为发生；有时这种关系却是和缓的，可以为各式各样的设计提供机遇；有时是可期的，导致了一个重复的解决办法；而有时又是不可期的，带来了一个不可预见的发现[14]。在这个项目中，水塔通过承载自身以及环境中的功能，产生了有意义的演化，在彰显自身重要性的同时，也巧妙地融入了整体。
3 由清晰到简洁的进化
在生物学家眼里，无论是生物呈现出同质化的原型，还是器官清晰地表达适应性的功能，自然界的简洁比比皆是。文丘里说，多并不意味着少[13]16。换句话说，有时元素和谐地构成整体，但过多的元素却导致建筑不再简洁，进而妨碍了整体性。在立面上，三个建筑完成了一次由清晰到简洁的进化。
除透明玻璃外，梅丽小学外立面上的所有材料都是白色的，立面同平面一样，呈现出框架包围盒子的特征。似乎这个建筑的表皮始于走廊内侧的教室墙面，而外侧的框架只是结构杆件。走廊内外两侧的所有杆件和连接件都被直白地暴露出来，但视觉上它们和走廊里的灯带以及各种管线的排架混为一体，显得十分复杂。当阳光充足的时候，走廊上的杆件又创造了极为复杂的阴影，对室内阅读的人造成干扰。这种物理的透明性（literal transparency）带来了三个问题：使用上的不便、立面的消解，以及节点的隐匿。
梅丽小学的走廊
龙华区的两所学校中，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半透明的玻璃面板被固定在走廊外侧的上沿，它们可以遮挡雨水，同时减少强烈阳光的直射，避免纤细而密集的杆件的阴影对阅读造成干扰。更重要的是，物理透明性降低的同时，现象的透明性（phenomenal transparency）却得以提升。走廊外侧，林立的纤细立柱被半透明玻璃面板连成了一个面，不再让人觉得走廊是建筑主体的附属品。而走廊内侧教室的墙面主要由黑框的门窗和橙色的铝板构成，同走廊外侧界面有了颜色上的区分。外侧伸出的主梁的封口也被涂成了橙色，和内侧的铝板相呼应。于是，由前后两层面板共同组成的建筑立面得以呈现。虽然前后两层表面是重叠的，但是它们能够互相渗透，同时保证在视觉上不存在彼此破坏的情形[15]。建筑立面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再是分层的，而是整体的。
龙华区第三小学走廊
教科院附外的立面拼贴
因为半透明玻璃挡板的存在，走廊内侧的结构构件和各种管线不再可视，观察者只能透过半透明玻璃看到最外侧的结构。玻璃的透明度也被加以控制，走廊外侧梁柱的结构关系仍然清晰可见，但是用于梁柱交接的L型折弯件却仿佛“消失”了。梅丽小学清晰地向人展示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但是一览无余的同时却让人难以聚焦视线。增加部分遮挡后，建筑的节点开始变得简洁（simplicity）。不再有前后两层清晰的重复带来困扰，观察者只能看到局部的结构关系。这个局部的呈现没有一丝多余，在忽略了部分细节的同时仍然能完整地呈现整体的结构特征。正如维托里奥·格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所说，建筑不是简单的，它们只能变得简洁[16]。
在赖特看来，思考就是在寻求简洁。没有任何东西自身是简洁的，这种简洁必然源自有机整体。当部分在整体中必不可少地和谐地存在的时候，事物才是简洁的。清晰而重复的设计并不意味着简洁；但简洁不同于简化，例如，在语言中把用于强调或使事物生动化的形容词去掉，这并非简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化有可能和赘述（elaboration）一样变得毫无意义。建筑中，对表面进行生动地处理，强调线条尤其是材料的质感或有想象力的图案，可以让事实变得更加传神，形式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懂得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取舍，用来呈现简洁，是通往表达的终极自由（ultimate freedom of expression）的必由之路[17]。
4 机械的与有机的
机器制造的建筑相较于传统的建筑，能更快地应对激发的问题，这一点更像有机体可以快速地对环境做出反应。短短五个月时间，从立项到最终的投入使用，工业化的建筑不仅可以满足功能需求，还能回应场所，展现自身的整体性与简洁性。更加极端的例子是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10日间，从设计到施工就已完成，预制的集装箱医院已经开始接纳万余病患。在如此短的工作周期内完成这么多的任务，对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预制的活动板房几乎隐匿了所有的节点，在简化的同时却不再显得简洁。
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简洁是所有艺术的基础，而机器只会复制。所以他们呼吁恢复手工制品，抵制机器制造。而在赖特看来，机器可以让材料在有机的意义上保持本真，所以简洁对机器的艺术同样重要。例如木材的加工中，机器通过灵巧的切割、塑性、打磨和重复的能力，让材料呈现出自身的纹理、质地和颜色。他称机器是一个伟大的简化者[18]，枯燥的艺术品并非机器的问题，而是艺术家的过失。机器的反义词应该是手工，而不是简洁，更不是有机。
诚然，机器制造的预制建筑和传统的建筑在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无论以哪种方式和风格建造，建筑都有潜力呈现出和谐的整体性。如上文所述，建筑的有机性无关形式，而是在于遵循自然的方法。森佩尔将风格定义为“艺术现象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在各种条件下和环境中和它的渊源、谱系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在他的理解中，建筑的形式如果源自真理，也就是说在它的形成中“表现了自然在创造善与美的同时用不寻常的事物作为必要元素来使整体和谐一致”，并“呈现出合理性和精神上的必要性”，那么这种建筑形式就是有机的[19]。
机械的和有机的并不对立。机械的当然也可以是有机的。
（图片来源：Museum of Modern Art、Getty Center、Roland Fréar. A Parallel of the Antient Architecture with the Modern, in a Collection of Ten Principal Authors Who Have Written Upon the Five Orders[M]. translated by John Evelyn.、Marc-Antoine Laugier. An Essay on Architecture[M]. translated by Wolfgang Hermann and Anni Hermann、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 edited by M.F. Hearn. 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of Viollet-le-Duc[M]、朱竞翔团队。摄影：张超。）
注释：
① 1872年，中国最早的化学翻译者徐寿将“organic chemistry”和“inorganic chemistry”翻译为“生长化学”和“化成化学”。然而同时期的日本已经采用了当今的译法。19世纪70年代的一本日本百科全书如此解释：“凡动、植二物，皆有生活力。把含有自身发育和同类延续生命所必需的各种元素的食物，从某种机器导入其体中，再在某种机器中使这些食物同化，因此，将动、植二类总称为有机体，而将构成此有机体的各种物质命名为有机物。”1900年前后，清政府派专人去海外考察学校教育，在他们的报告中，“有机”的翻译法已被采用。可以推测，中国应该采用了日本的翻译法，有机意味着有器官。
② 赖特曾给儿子买了一套维奥莱的《建筑学讲义》，并说：“从这几册书中，你可以获得一切建筑学教育。如果还有什么学不到的，你从我这里学吧。”参见：Donald Hoffmann.Frank Lloyd wright and Viollet-le-duc[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1969(28): 173-183.维奥莱认为建筑美的条件是清晰（clarity），但是赖特认为光清晰是不够的，建筑更应该简洁（simplicity）。下文会探讨这一观点。
③ 一则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趣闻反映了这场辩论的影响力。1830年8月2日，法国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魏玛，大家议论纷纷，弗雷德里克·索瑞（Frédéric Soret）匆忙跑去找歌德谈论政治。歌德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问：“你对这件大事作何感想？这件事犹如火山喷发，让万物燃烧，我们也不能再躲躲藏藏了。”索瑞回答道：“这事太可怕了。但是在如此糟糕的社会环境和政府统治下，除了驱逐皇室，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歌德说：“朋友，我们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啊。我说的是最重要的科学，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已经开始在（法国）科学院公开辩论了。”见：ECKERMANN J P. OXENFORD J, translated. Conversations of Geother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M]. Palala Press,2015: 479-480.
④ 其实这场辩论触碰到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所以影响深远。这个辩论的初衷无关生物的进化（尽管经常被这样解读），也并非在争论形式和功能的先后性（尽管带来了这种后果），其本质是两个面向自然的认识论之间的冲突：一个是根据经验观察和事实收集的目的论分析法；一个是试图分析理想形的演绎方法。他们都会在自然现象中寻找规律，但却带来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自然的分类是否只是人类的主观印象和观点；或是自然界中真的存在根据组织结构的差异决定的生物区分？自然是否只是思维的产物，可有计划和预谋；还是我们在对自然的认知中触碰到了造物主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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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0年第2期 建筑教育通专之辩，李劢、翟玉琨 《机器，还是有机体？由三座轻量校舍引发的理论思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作者简介：李劢，男，东南大学 博士研究生；翟玉琨，男，香港中文大学 博士研究生
[1] 朱涛.边界内突围：深圳“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8+1建筑联展”的设计探索 [J]. 时代建筑，2020（2）：45-53.
[2] 周红玫.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从红岭实验小学到“8+1”建筑联展[J]. 时代建筑，2020（2）：54-61.
[3] 李劢、翟玉琨.机器，还是有机体？：由三座轻量校舍引发的理论思考[J]. 时代建筑，2020（2）：62-67.
[4] 伍端.逃逸的力量：“新校园行动计划”的批判性实践[J]. 时代建筑，2020（2）：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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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邓小骅，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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